学党史｜如果“红色宝藏”能说话•一张深得民心的“红色”布告

“我”，只是一张普通的，还微微泛黄的白皮纸，长71厘米、宽50.4厘米，“我”的右方印制着“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”12个大字，左方的落款日期是1935年1月。86年过去了，经过岁月的洗礼，“我”的身上已经出现残破的痕迹，但“我”清晰可见的内容却仍然见证着中国共产党“一切为了人民”的初心和使命。

1935年1月，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后，为了打消群众的不安，印制了上万份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》并迅速张贴到城乡各地，对广大百姓进行宣传教育。“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”“红军所到之地，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”“红军是有严格纪律的军队，不拿群众一点东西”……在“我”的身上，通俗易懂的近500字，阐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方针，号召工农群众组织起来，“自动打土豪分田地”“收缴一切反动武装”“建立苏维埃政权”、踊跃“报名当红军”。后来，红军部队四渡赤水、转战黔北，也一直将“我”和“我”的“兄弟姐妹”们一起沿途张贴。

“我”的背后还藏着一个感人的故事。

1935年4月，红军部队长征来到只有二十几户布依族人家的镇宁县良田镇板袍村。当时，村里四处流传着诸如“红军来了会抢劫，红军会强拉人参军……”的谣言，由于村民对红军部队的不了解，心怀恐惧，纷纷躲进了深山老林，只剩下一个坚持留下看家的五十多岁的庄稼老汉杨登凤。

在与大伙儿的接触中，杨登凤看到纪律严明的红军部队并不像谣言中所传的那样，渐渐放下防备的他，不仅主动帮助红军部队将布告张贴在村子的墙上，还积极地向同乡群众宣传红军部队的政治主张，帮助村民们了解红军。

红军部队开拔后，杨登凤将“我”藏了起来。面对地主和国民党军队的逼问，杨登凤始终不肯吐露“我”藏身的地方，他始终相信，红军部队终有一天会再打回来！ 

板袍村解放后，杨登凤日夜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。1952年，他怀着激动的心情，把“我”交给了政府。1959年4月，遵义会议纪念馆又将“我”交给了如今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。“我”，也成了人民群众与红军之间深厚情谊的见证之一。

来源：动静贵州

编辑：范胤

审签：陈松